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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夸克】精神方面感到困扰,选择心理咨询还是精神科? —

发布时间:2024-10-13 00:01:55

2021年9月,精神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,困扰会上公布了我国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。选择心理研究显示,咨询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.8%,还精41.1%的神科夸克抑郁障碍患者共病其他精神障碍。在我国所有类型的精神抑郁障碍患者中,仅有0.7%的困扰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。


现代社会各种精神疾病的选择心理患病率居高不下,常见的咨询除了抑郁症,还有焦虑症、还精双相情感障碍、神科进食障碍、精神阿尔茨海默病......但多数患者却没有接受过治疗。困扰这背后既有精神疾病污名化的选择心理问题,也有精神科医生常被误解、不受信任的问题。


近几年,关于心理学、心理咨询的书籍越来越畅销,但人们对精神医学仍所知甚少,对精神科诊疗过程的想象还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。当一个人想要寻求精神科的帮助时,他/她能得到怎样的支持?精神科医生可以帮上什么忙?他们如何做出诊断?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(下称北大六院)精神科医生黄泽韬分享当下真实的精神科故事,以及他从医以来的心路历程。


以下是他的讲述。


求助精神科的人越来越多


我是在疫情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精神科医生。入学的时候,当时的导师于欣教授就在组会上说,2020年是我们中国精神医学的“元年”。当时我对这句话还没什么感触,后来慢慢觉得真是如此。变化是很明显的,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。


首先是疫情之后患者激增,病房的病人周转速度快了很多。我刚来北大六院的时候,可能每周也就出一个病人,收一个病人,一个医生手上最多四个病人。以往的老师同学在他们培训的时候,大抵也是这个速度。这样一来,我就有很多时间在病房和我的病人们交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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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黄泽韬。


当时,上级们也有很多时间对年轻医生进行督导,病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是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探索的。2023年开始,患者一下子增加了,就像潮水退去之后浮现出来的暗礁一样,精神医疗资源供不应求。


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22年年底,我是12月第一批阳的,康复之后就出门诊。当时普通门诊一个上午总共只有3个医生出诊,我就是其中一个,感觉压抑了很久的就诊需求一下子就涌现了。我们穿着防护服给病人就诊、开药,隔着防护罩需要大声、长时间说话,门诊结束之后就感觉憋闷得不行,饭都吃不下。


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负责入院病人的评估工作,平均每周候床人数都有大概80个患者。有的病人在外地,这些年已经反复排队想要住院,但是很多现实因素限制了他们当时外出就诊的可能,入院就更难了。当时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类似这种需求。病人诉说自己的困难,希望加快排队进度,我们也很为难,只能一边共情患者和家属的不容易,一边加快周转的速度。


其次就是大众对于精神疾病的态度也随着疫情慢慢改变,开始没有那么“闻虎色变”,来看精神科不再是羞于启齿的事情了。大家在讲述自己的精神问题的时候,能够更加“客体化”看待疾病本身,不会将病和自己本人粗暴地绑定。


相比以前,得了精神心理疾病的人被直接说成“神经病”“疯子”,被社会污名化和边缘化,现在的确进步了很多,走进精神科,不过就是代表了“哦,我最近感觉精神状态不太好,百度网盘或者压力感觉有点大,想要检查一下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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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微纪录片《唤醒》画面。


精神科和心理咨询的区别


疫情期间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也更多了,但很多人其实分不清精神科和心理咨询。从根本上说,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对精神症状和疾病的理解路径不一样。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的诊断都是人为建构的,因此我们都是重治疗、轻诊断,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能以什么方式帮上什么忙。


在医院的精神科,我们作为医生更多是在临床的框架内诊断。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出发,医生要摒弃自我,尽量用客观的标准去评估病人的精神行为症状,达到不同评估者间的一致性。从个体的症状,到数个症状构筑的综合征,最后构筑成为一个疾病,这中间是一个严谨的过程。


这种客观性对患者也是一种保护,不能说换个大夫或者换家医院,判断就完全不一样了,那样诊断的一致性太差。医生不能自大到凭感觉,看你像抑郁就诊断为抑郁,看你像焦虑就说你是焦虑。


有人说精神疾病的诊断很虚无缥缈,上网一搜,对着诊断条目自己都可以判断,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。例如抑郁症的症状里,有一条是“情绪低落”。但什么叫“情绪低落”?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,而且这个理解肯定不尽相同。


精神科医生的专业在于,对“情绪低落”的判断是通过培训一点点建立和校正起来的,像机器一样调整到一个标准上。具体来说,例如今天一个病人来门诊,说自己情绪低落,我们就会进一步问:你所理解的“情绪低落”是什么样子?一天中有多少比例的时间是这种状态?有没有变化或者起伏?最糟糕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?一条简单的“情绪低落”,背后的内涵是由大量问题支撑的。


当然,这样问下来,精神科医生有时候会显得冷冰冰的,感觉没有把病人当成一个人,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,更像是面对一个“坏掉的机器”。以我自己的工作体会,有时候我会把对方拆散、解构去看,看他具体的思维、情绪、行为、感知觉。病人说一句话,包含什么内容,是怎么说的,以及前后附带的一些行为症状,都会被逐个拆解开来。这个对于精神科医生的印象我们可以理解,但这就是我们的训练,需要我们做到“庖丁解牛”般的精确。


所以,这个时候,我们就需要心理学的视角,“描述”是精神病理学的优势,“理解和解释”是心理学的优势。如果放到心理学的框架里,我刚才说的这种诊断过程可以说是一种静力学的理解,就是把精神状态当成一个静态的事物去拆解看待。心理学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动态地理解一个人。在心理学的知识体系里,我不能摒弃自己,要通过我和病人的关系去治疗,治疗师要成为来访者的一面镜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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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精神分析引论》,[奥]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 著, 高觉敷 译,商务印书馆,1984年。


历史上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一直在“打架”。心理学最开始成体系是在弗洛伊德的时代,1895年弗洛伊德通过《癔症研究》这本书提出了“精神分析”的概念,带出了一些基础的爱奇艺技术方法,其中包含一个叫“移情”的概念。弗洛伊德认为来访者会把早年一些情感、情结投射到治疗师身上,而治疗师也会对来访者反移情,就是将自己对于他人的情感、情结投射到来访者身上。移情和反移情是心理治疗工作的基础。所以治疗师的自我需要时刻在场,如果抛弃了自我,就无法开展心理治疗了。


我们医院的很多老师同学接受的都是比较新兴的系统式心理治疗,这是一个强调“整体观”的心理治疗流派,将患者和他所处的环境、人际关系视作一个整体的“系统”。系统式心理治疗也会指出,治疗者并不能“置身事外”,在我们观察系统的时候,我们也就成了系统的一部分。所以即使心理治疗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,传播到了世界各地,也发展出了不同流派,移情和反移情的影子还是在的。


在精神科,心理治疗还是一种必须的治疗手段,尤其是成人患者,我们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更多,例如认知行为治疗,成人相对儿童、青少年而言,在觉察自身歪曲、不合理信念方面可能更加快,更能配合治疗师的心理处方去执行。不过说到底,语言其实也只是心理治疗的一种载体而已。现在还有音乐治疗、艺术治疗等等,心理治疗方法的发展很丰富。


还要注意的是,在精神科进行的谈话治疗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太一样。今年引进出版的《我能帮上什么忙?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》(下称《我能帮上什么忙?》)这本书就很真实地反映了精神科的情况,是加拿大的顶级精神科医师戈德布卢姆教授写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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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能帮上什么忙?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》, [加]戴维·戈德布卢姆 / [加]皮尔·布莱登 著,廖伟翔 译,万镜MirrorForest| 上海教育出版社,2024年4月。


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确认,精神科的谈话治疗跟心理咨询室里发生的谈话本来就不应该一样。在精神科,医院的场地、医患双方的身份都限制了谈话。首先,我们作为医生相对于病人是更有权威性的,医生的白大褂无论如何都会让病人天然有一些敬畏感。病人可能想去反抗这种权威,又或者兼而有之,总之,这个“白大褂”是让人无法忽视的。


医患之间的信息差也非常明显,更多时候患者是抱着求助的态度来的,姿态低于医生。但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,应该是非常平等的状态,彼此的信任是相互流动的,需要慢慢去建立。我们病房其实也设有心理咨询师,有些话病人更愿意跟治疗师们说,而不愿意跟医生说。而且在院外,心理咨询师你可以自己选择;但是在医院,特别是需要住院的话,遇到哪位大夫一般是你控制不了的。这是场地设置决定的。


还有一点不同的是,很多精神科的病人是被强制送来住院的,或者是自己觉得不得不来住院的。可能别人看他们还能正常工作、社交,但实际上他自己的体验是快撑不住了。别人花五十分的精力就能完成一百分的工作,而他需要花一百分的精力才能完成。这背后有可能是因为他情绪状态波动太大,很勉强才能维持日常功能。在这种情况下,可能优先或者首选的,应该是药物和物理治疗,而不是心理治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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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片《人间世》第二季第六集“笼中鸟”画面。


疫情期间我也接诊过特别多这种表面风平浪静,但实际内心已经波涛汹涌的情况。比如失业、破产、跟亲人分隔两地,这些诱因严重刺激了他们。他们不得不来精神科开药,但是他们又不太想做心理治疗。医院以外的心理治疗首先要求来访者自己是有动力的,有求助的动机和意愿,然后治疗师才好开展工作,需要双方合作。如果一个人就是冲着开药来的,需要快速缓解一些躯体症状,他就不想揭自己的伤疤去做心理治疗,而是更愿意吃药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别。


精神疾病是如何被诊断的?


精神科比其他专科问诊时间长,这也是特别消耗大夫的一个事情。其他科室的医生同样时段的门诊,可能可以看三四十个病例,有的科室比如皮肤科,甚至可以在一个单元(4小时)看上百个病号,因为他们很多病变就在体表。


精神症状看不见摸不着,只能通过详细访谈向患者本人、知情者——包括伴侣、家属、一些学校的辅导员等——提供的病史资料了解情况。有时候我们工作真的就像侦探似的,特别是在一些情况下,患者本人和知情人给的病史资料自相矛盾,我们还需要借助不同工具、信息,作出自己的判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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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剧《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》(2023)剧照。


在精神科,量表和物理检查都属于辅助检查,这些只能为医生的判断提供依据,并不是完全可靠的,我相信,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医生的访谈判断仍然是精神疾病诊断最有价值的判断。


真正涉及理论层面,量表测试和物理检查确实也有用,不过因为人脑还是一个很神秘的“黑匣子”,我们一定要谨慎解读检查的结果。比如今天一个人做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了17分,这代表什么?这只是个理论数据,是通过大样本的研究人为构建的截断值,没有意义。它唯一有意义的是纵向比较。病人得定期做一次,比如第一次是17分,一个月后10分,两个月后只有3分,减分值显著,就说明抑郁症在不断减轻。


所以精神科的检查和其他科室很不一样,在精神科是不存在一套绝对意义上的标准指标,能让医生一眼就看出一个病人是否正常。不可能说我一看你这个脑成像,就知道你精神不正常。没有这样的检查结果。在《我能帮上什么忙?》那本书里,也提到了这一点。所有检查结果,我们精神科医生都知道没有那么大的解释力度。只有连续做,才能体现变化。我们也会跟老患者科普这个情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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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一念无明》(2016)剧照。


在诊疗访谈中,我们不太关心“客观事实”,而是更关注患者的“主观事实”。所以即使有人跟我说谎,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诈病,那我也是不知道的,我不是患者肚子里的蛔虫。我的角色是帮助走进精神科的每个人,而不是判断来人说话的真伪。我关注的是此时此刻,他的内心体验如何,他感知到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等等。


但那些来门诊想要获得某种诊断,然后另有他用的人,一般也很难达到目的。我们只能判断精神疾病的有无、严重程度、需要什么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,而在现有制度下,例如患者要打官司说某个人某个事件害他得了抑郁症,如何证明这个人或事件是患者目前状态的“原因”,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。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精神科的门诊是不做确诊的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面说的这些情况。


如果是第一次来看精神专科门诊,一般都需要30分钟左右。但实际经常会缩短到20分钟,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,有时候甚至12分钟就要结束了。为什么是12分钟?其实这是我们普通门诊的设置,因为一个大夫门诊的一个单元是4小时。上午8点到12点,我们一般要看20个左右的病人。这样的话,一个小时就得看5个病人,每个病人分到的时间就只有12分钟了。这还是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的情况,所以我觉得有时候,医生真的需要是个六边形战士,体力、精力、智力,一样都不能落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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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微纪录片《唤醒》画面。


一天当中要是能碰上一个典型的病人,就算运气很好了。所谓典型就是症状典型、单纯,强烈指向某一疾病,比如只有惊恐发作的相关症状。单一病症是很罕见的,很少有这么简单的病例。比如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典型症状是,持续六个月以上存在过分的、与事件和情境不相称的担心,经常想到一些事情的极端灾难性的结果,也会伴有一些像是颤抖、失眠、坐立不安等症状。


但是当焦虑持续了一定时间,就可能出现强迫的表现、抑郁的表现,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感知觉的歪曲,敏感多疑,或者出现幻听等等,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般去详细追问的。所以只用12分钟就把这个事情做好,其实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事情。


但我其实也不是那么悲观,作为门诊大夫,我会预设,今天就只能问清楚一件事,所以我只对当前能澄清的部分做处理。弄清楚所有症状对单次门诊来说是不现实的。但我会把风险写清楚,下一步该怎么办,患者有这个预案之后也不会慌。


在病房问诊时间会长一些,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。(我们查房也是做访谈,都得坐着进行,如果一直站着真的很累。)因为既然要住院,情况要么比较危急,要么比较严重,要么就是病程很长,已经病了好多年了一直不痊愈,是过来调药的。相对其他科室,我们科的病历特别长,厚厚一摞,写两三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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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片《人间世》第二季第六集“笼中鸟”画面。


我们还要给病人做精神检查,就是和门诊一样的专业性的半结构式访谈,更细致地做,可能一个大夫主问,上级在旁边看着,几个大夫交替进行提问,把大家视野中的盲点补全、澄清。结束访谈之后回到办公室,我们再讨论这个病人的情况。


在住院部能观察到各种类型的病人,有些病从早到晚情况很多变。比如内源性抑郁的病人可能存在生物节律变化规律,叫“晨重暮轻”。早上起床是这类病人一天当中抑郁情绪最严重的时候,这就使得我们可能清晨会需要应对很多病人的进食、生活自理困难的护理问题。再比如神经性厌食的病人,最容易出问题是在吃饭的时候。严重的时候,患者每一顿饭都会和医生护士斗智斗勇,将食物藏在各种地方,就是不进肚子;或者想出各种理由拒绝进食。作为医生,我们得跟患者“周旋”。


门诊一般是一个医生看一个病人,但初诊和复诊的大夫可能不是同一个人。对患者来说,当然希望医生都是同一个人,但很多现实因素影响下很难保证这一点。例如轮转制度,我们医院有两个院区,年轻大夫会在不同院区轮转,三个月在这儿,三个月在那儿。同时我们的出诊时间即使在同一个院区也会不停地调整。比如这个月我是周四,下个月我又变成周一了。经常有老患者来找不到我了。只有特需的专家号门诊时间基本固定,年轻大夫经常变。但是专家号一号难求,无法保证同一个患者都是固定的医生在跟进。


其实对于医生来讲,能够纵向观察一个病人也很重要。这样关于一个病人我脑子里可以形成像底片一样的印象,能更好地追踪和比较病人每一次的精神状态,包括对药物的反应。同一个患者来复诊我更加有的放矢,效率就更高了。对患者来说他也更信任我。如果不停地换大夫,他也不舒服,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疑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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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剧《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》(2023)剧照。


之前有一位阿姨从东北来,她得了焦虑障碍,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太好,女儿在老家和她一起生活,儿子在北京工作。每次都是女儿陪她坐火车来看病。焦虑障碍虽然大部分情况不是那么凶险,但患者痛苦起来也非常煎熬。这个阿姨第一次看完病、吃了药,症状就得到了很大缓解。后来她的病情比较稳定,为了复诊每次大老远坐火车来北京,可能我刚好换了门诊时间或者去其他院区,我就特别心疼她。终于有一次好不容易又见到我了,她也很激动,拉着我说了很多话。


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大夫来说,患者永远都是最好的老师。年资比较低的时候做住院医师,只管住院部的工作。患者呈现给我们的,是他们穿着病号服的状态,而非他们作为“人”真实、鲜活的表现。但是在门诊就可以持续地观察到一个患者更长时间的变化。错失了这个机会是很可惜的。


诊断是标签,人才是根本


我们科有个特点就是重治疗,轻诊断,这个很重要。诊断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个标签,是人为构建的。现实情况里,病人需要先贴上一个诊断的标签才能开展治疗。


不过虽然精神疾病的诊断是人为建构的,但是生病的体验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们是要对这些痛苦的体验做工作,而不是对那些自己建构的标签做工作。诊断标签只是方便我们同行之间对话,它是一种语言,但它不是我们工作的对象。最重要的工作对象始终是具体的人,他们才需要我们帮助。


即使两个同样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,他们的情况也完全不同,有的社会心理因素为主,抑郁只是他的临床表现,抑郁背后充满了心理冲突,对药物反应一般,对心理治疗反应更为明显。有的生物因素为主,没有具体的生活事件作为诱因,临床表现比较典型,对药物和物理治疗反应就比对心理治疗更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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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一念无明》(2016)剧照。


近年来我们收治的病人当中社会、心理因素主导的比例更大了,一些生物性因素占比为主的疾病例如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少了,精神分裂症见到的也少了。精神疾病的主要成因有生物、心理、社会、文化这四类。


文化因素导致的病以前很常见,比如有一阵流行练气功,有人练到“走火入魔”,感知觉层面都能受到影响,觉得体内有“气流翻涌停不下来”等体验,这就属于文化造就的疾病。


心理因素方面,可能更多是与成长环境、既往经历相关的,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精神心理问题。社会因素是跟整体大环境有关的,社会变革、政治事件、战争都会对群体产生影响。比如心理学家卡伦·霍尼有一本书叫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,讲的就是在当前社会影响下,一些被早早塑形的神经症人格。


和不同的病人沟通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边界感。比如对待有边缘型人格特质的患者,要保持好距离。我们说边缘型人格特质的人就像“没有皮肤的人”,他们的价值判断是两极的,非善即恶、非好即坏,没有中间地带。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精神心理疾病滋生的土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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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片《人间世》第二季第六集“笼中鸟”画面。


曾经我有一个因为抑郁入院的患者就是这种情况,当时跟他的接触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。第一天见面时他非常喜欢我、信任我,毫不吝啬溢美之词,觉得我对他非常认真负责。住院不到一周,他因为患上中耳炎,体格检查耳后淋巴结已经肿了,伴有发热、疼痛。因为当时是疫情期间,我们对所有的发热都是比较谨慎的,我就说我们这边是专科医院,你得出院到隔壁的综合医院看一下,他也答应了。


但是因为疫情,出去之后再住进来,需要重新做核酸检测,还要重新隔离的,有一套流程,相当于要办一个出院再入院,到时候可能会换一个主管大夫。他就觉得我抛弃了他,情绪波动特别大,说我做错了什么,你要这样对我。


当时主任查房,我们整个组的病人、医生都在大厅里,我们一起看他,他就拍桌子、摔椅子离场了。我当时对工作卷入个人情感的程度还是蛮高的,也没怎么经历过这种“滑铁卢”,甚至对他的这种反应都有点吓到。不过后来逐渐增长了经验,就能慢慢习惯、能预判到了,沟通也就更加注意了。


精神科的低龄患者


在大学,我读了临床医学和心理学双学位,其实精神科医生当中有心理学双学位的并不多,能坚持读下来的每一届也就几个人到十几个人。学习心理学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观念,而非具体的理论。


比如很早的时候,早在上精神科临床以前,我就已经树立了“反线性因果”的观念,就是说个人的行为并不都是以“某个原因”作驱动的。在真实世界里,更大的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有某种“作用”。


例如自残的孩子,家长难以理解孩子为什么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,要么指责孩子,要么过度反思自己。但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,这个孩子的自残就是有功能的,它是用于解决某些情绪问题的“出口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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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年少日记》(2023)剧照。


我博士的时候负责过一个病人,是个小女孩,她有5年的寄养史,亲生父母因为计划生育把她送到别人家寄养,一送就是5年,其实就是藏起来。等到她弟弟出生,上了户口,她才被接回来。


在寄养家庭,养父母因为受人之托,所以非常宠溺她,无拘无束。所以她回来之后突然面对弟弟跟她竞争,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,她感觉一落千丈,一下子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能共情她的处境。长此以往,她就开始出现一些带有“功能”的“病症”,例如反复说自己身体不舒服、自伤、过量服药等等。她会说因为生病家里人才对自己好一些。


我问她想不想治病?她说不想。因为一旦好了可能生活待遇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她会说:“大夫,你不是我,你怎么知道我病好之后我的人生会更好?” 这句话听着很叫人心酸,说的话意思就是,“病”好像是她仅有的“好东西”似的,虽然病给她带来负面影响,但是同时也让她收获了家人的爱和关注(哪怕这只是她的感受,而不是事实)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,疾病就已经不是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了,或者说,病只是一个标志,标志着这个家庭出了问题。


还有的青少年已经心理上很痛苦了,但父母并不觉得问题很严重,甚至认为青春期都这样。但坦白说,我们和家长沟通的时候也只是提供意见和判断而已,并不构成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。医生提供了帮助,但病人家属不接受这个帮助,承担后果的人是病人和他们的家庭,而非医生。在这样的一段就诊经历里面,我们只能说,双方没有缘分而已。佛都说自己“只渡有缘人”,何况我们只是肉体凡胎呢?


如果家长坚持认为孩子就是青春期的问题而已,那就按青春期的方式去对待他,很大概率是孩子情况恶化,行为更极端,家长自己也遭了罪。经过这一系列后果的教训之后,家长才会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的。这个时候他带着孩子重新回诊室,我觉得才是治疗真正的开始。而且,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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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年少日记》(2023)剧照。


在我们医院,青少年患者的病种特别丰富,五花八门。常见的一些情绪问题当然是最主流的。对待成年患者和儿童患者,区别还是挺大的,主要是沟通用到的语言不一样。同样一个症状的描述,不能用成人的语言跟孩子说。尤其是年纪小的孩子,他们说不清,甚至感觉不到什么叫“情绪低落”?什么叫开心不起来?什么叫没有兴趣?这些概念太抽象了。


所以我们一般会问他们能听懂的,比如:你喜欢什么呀?现在还爱不爱玩这些?稍微大一点可能会问:你有没有觉得一天当中脑子里面就像坐过山车一样,一会儿转得快,一会儿特别慢?要用他们的语言去描述: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就像个小机器人,什么都感觉不到,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被操控的小木偶?要用很多比喻和游戏化的语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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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微纪录片《唤醒》画面。


更多医学生愿意选择精神科


我从小就对“人”感兴趣,喜欢看故事,也喜欢看心理方面的书,初中的时候接触到了毕淑敏老师的一些散文和小说,才真正点燃了我对人精神心理的好奇。毕淑敏老师曾做过军医,后来学习心理学,又去香港进修了文学。丰富的经历和跨界的知识给她的文字注入了很多魅力。后来我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,确定了要走临床医学这条路之后,一度就是以她为榜样。经过很多选择的节点,我慢慢接近精神医学、心理学,包括带有一些科普性质的文学创作这条路。


我们临床医学的本科生大四需要去医院各科室实习,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影像科、神经科、皮肤科......也包括精神科。做实习大夫的时候我就发现,病房的周转率特别快。一个病人到我手上,可能脸还没认熟就出院了。比如在外科,前一天晚上病人做好检查进来,确定手术方案,第二天就做完手术,然后观察两三天,没事的话就出院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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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剧《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》(2023)剧照。


我更好奇的始终是“人”,“病”只是附加物,而在这些见习、实习的过程中,我发现很少有机会搞清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——他面对疾病的态度是什么?生病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影响?这些我都无从得知。这跟我预想的临床医学很不一样。我希望能更了解患者,面对具体的人。


所以这样轮转一圈之后,我发现最适合自己的是精神科。毕业前我还Gap了一年(间隔年),离开学校去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影像产品。这段经历和心理学的双学位,都在面试精神科的时候成了加分项。就这样,我成了一名精神科医生。


在过去,精神科医生受到的歧视并不会比精神病人少,身边很多人的逻辑是“没有问题怎么会选择整天和精神病待在一起”。一般跟别人初次见面,对方知道我学医,问我是什么科的医生,我就说神经科医生,反正他们也分不清楚。我不是有耻感,只是觉得要跟别人解释很麻烦。现在大家听到精神科医生,虽然仍然会有各种猜测,但是更多是好奇和感叹,比如:“哎呀,这个行业不错啊,但是精神压力估计挺大的吧。”


从我这几年的观察来看,其实选精神科的人越来越多了。精神科的分数线真的是水涨船高,并不比其他科室低。我们的收入依然是比较低的,而且收入的天花板也很有限。所以如果以世俗的标准来看,精神科依然没有什么吸引力。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、人生追求的评判标准更多元化了,收入其实不见得是主要的考量标准,差不多就可以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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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剧《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》(2023)剧照。


2020年我刚入科的时候,接诊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焦虑障碍的大爷,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,负面情绪可能更多人是以躯体症状表现出来的,例如心痛了,我们就说“心如刀割”,这个大爷就是天天说自己头痛、背痛,查遍了其他科室都没有问题,但还是难受,难受到在家门都出不了。


大爷的女儿也很着急,虽然把老人送住院了,但每天还是会打来电话。我当时其实也没做什么,除了按部就班地治疗以外,就是在电话里陪他女儿聊了很多,听她陈述自己的担心,尽自己所能地讲解疾病相关知识,给到一些安慰和支持。


没想到,出院的时候这个大爷和他女儿就给我送了一面锦旗,我还和锦旗合照发了朋友圈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,我可以帮助别人了,而且帮助别人的感觉这么好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正反馈。


后来科里的老师又说我很适合演讲,推荐我去参加病例演讲大赛。我之前从来不觉得我会做自媒体,也是导师鼓励我,说你其实挺适合写东西。一路尝试下来,我觉得都是因为我的第一个病人给我的正反馈,才让我坚定原来自己真的适合干这个。


和其他医学生相比,我觉得选择精神科的同学其实更喜欢和“他人”待在一起,对人是非常好奇的。另外,也是很重要的一点,我们对人的多元性更加包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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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片《人间世》第二季第六集“笼中鸟”画面。


在工作模式上,这个学科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动用一些作为人的、非理性的部分去投入工作,这也和别的科室不太一样,这个事情在别的学科叫“人文关怀”,听起来是本职工作外一个“更高的要求”,而在我们科,人文关怀本身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,也是我们“科学精神”的所在。


正如我们院训所言,“以科学精神,体现人文关怀”,如何把握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症状、对症下药,并且用较好的沟通技巧安抚我们的患者,将自己的帮助“给出去”,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体现,也是人文关怀的体现,在精神科,人文性和科学性是相互缠绕的。


这个世界没有奇迹。你无法逃避你所遇到的痛苦,心理学、精神医学也不能提供任何幻想。但不要忘了,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地方,有这样一些人,可以直面这个无处可逃的、困惑的、痛苦的你。你们坐在一起,随便谈谈。你可以言说真实的自我,而这就是精神医学的奇迹所在。


采写/荷花

编辑/王菡

校对/卢茜